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机动化并举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远未饱和，能源需求动态增长，节能问题具有强烈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新的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种种原因导致能源设施寿命或功用不足又带来建设能耗的大量浪费（废弃能源设施残余能耗）。另一方面，尽管对节能有理想的憧憬，但由于未来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面临挑战，导致未来节能水平的不确定性很大。总体而言，我国节能的途径主要在技术节能、系统节能、体制节能和社会节能四个方面。
技术节能关键在政策
技术节能是指通过各种技术途径减少提供单位产品或服务所需消耗的能源，它既包括能源技术节能，例如采用高效的发电技术等，也包括非能源技术节能，例如采用信息网络技术等。
对于技术节能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单个技术的效率迅速提高，但节能潜力相对有限。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能源技术效率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以主要工业产品的能效为例，虽然产品能耗水平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相比而言，差距已经不太明显。某些行业的能源效率，例如火电工业，甚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今后通过渐进型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节能的潜力相对有限。
技术节能的关键问题在于政策。目前节能任务的完成主要通过行政命令、签订责任状，很多情况取决于企业领导的认识，并未真正激发起企业自身的内在动力。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要深入分析两个“利益链”：一是技术节能的各个相关单位的利益链，即节能对每个单位有什么“好处”；二是落后技术迟迟不被淘汰的利益链，因为一些落后技术的长期存在，“养活”了相当一批人。这两条“利益链”，前者建立不起来，后者不被切断，就会导致很多节能措施无法广泛实施。
此外，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认为技术节能必须引进国外技术。实际上，目前我国一些产品的能耗较高，从本质上看不是技术问题，主要是政策不到位，各个环节的利益链没有调整好。例如我国工业锅炉平均热效率只有65%（如果是80%以上，每年可以节约5000万～6000万吨煤），其主要原因是入炉煤的品种、筛分与设计要求有较大差距。不组织工业锅炉的配煤服务，不配备必要的自动化设施和监测仪表，不认真培训操作人员，这些难道要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解决吗？目前国内有一些企业采用能源合同管理（EMC）模式推动技术节能十分有效，应大力推广。
系统节能亟待优化
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不同能源的转换、输送，并以不同形式或产品服务于终端用户的复杂的广义总能系统。系统节能即对整个国家，从中观、宏观角度进行研究，把合适的能源用在合适的地方，把各种能源和各种需求加以整体优化。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风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之间，应当有一个相互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的战略布局，而不是“各打各的仗”、“各吹各的号”。
由于行业的分割，各个行业在近几年都以扩大规模、获取更多的资源为第一要务，局部规划、局部优化，而整个系统的规划和优化未必合理、最优。譬如，多个产业部门的余热充分利用、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系统、秸秆的颗粒化、沼气的高效生产和利用、分布式能源系统等，这些都受整个产业链的不完整和相关政策的限制，长期以来仅在个别的、小部分示范（上级拨经费）的状态下“蹉跎岁月”，而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推广。
由此看来，系统节能应考虑全产业链节能，着眼于我国的广义资源禀赋，应从全产业链出发，选择并实现资源、能源、环境效益的最大化。能源系统一般分为四个环节：资源及其获得→能源转化→输送→终端利用。每个环节都有效率问题，必须通盘考虑全产业链的能源、环境、经济效益。
对每一种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必须要进行全生命周期分析，尤其是一些分散的可再生能源，为了它的集中和使用却耗费了大量其他的不可再生能源，如玉米制燃料乙醇，需重新考虑其发展方式。
每一种能源的使用一定要考虑其经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我国的“广义资源禀赋”还很薄弱，需要国家投入的项目十分多，如农村的医疗劳保，农村的环境治理，西部地区的荒漠化、沙漠化治理，三江水源的保护等。需要国家补贴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绝不能一哄而上，各种可再生能源形式发展的“度”应如何掌握，每年发展多少？自主创新如何配合？全产业链怎么协调前进……如风电，形成了装机容量和生产能力的“跃进”，而在如何消纳、关键技术掌握上下工夫不够，其结果是装机量很大，但技术核心、下一代技术的研制，仍掌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中。一旦有大的技术突破与进步，产业发展的话语权仍属于国外大公司，我国光伏发电产业一样有类似情况，这是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
总之，系统节能是更深层次的节能，国家、地方政府必须要对本地区的能源负起整体规划和整体优化的责任。
体制节能靠制度
体制节能是指通过制度调整，引导形成节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实现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从而避免发达国家传统的高耗能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经过多年发展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一些标志性的政绩上做文章，比在不能马上显示政绩的指标（降低产品单位能耗，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自主开发、创新……）上做文章要容易得多，且更容易得到领导的重视和升迁。一旦这种认识和行为模式从上到下被普遍化以后，这种局部的“优化”行为必将导致宏观上的严重后果。因而，必须从体制上和政绩评价标准上作较根本的改变。
由于对GDP及政绩的渴求，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不断加速吞噬资本，成为资本增长的奴隶，大部分地方的指导思想是“有水快流”，都想在短时间内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尽快地转化成经济发展优势，更确切地说，就是转化成GDP优势。产业结构调整是节能的重要内容，其调整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因为GDP在很大程度上变成资金运作，一定程度是一些利益集团的博弈。而这些利益集团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把扩张作为第一要务，而国家的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以体量大小为末位淘汰的主要标准，而不是单位资金的收益率）促进了这种扩张。
调整产业结构，对节约能源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也十分艰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模式，要平衡中央、地方、企业集团的利益，这牵涉到中央如何真正贯彻科学发展观，对地方政府和其主要官员的评价体系，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链等。由于多年执行现有模式，已形成复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其代表人物也已深入到各级政府，各级决策、执行和咨询机构等层面，如中央政府不下大决心，不采取坚决措施很难改变。但是，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永续兴旺要求我们去改变，这是我国政府应负起的历史责任。
社会节能需政府榜样
近年来，社会上已经形成一种追求奢侈生活的倾向。实际上按我国的人均资源、能源，从我国的综合资源禀赋来看，我国人民绝对不能像美国那样消耗能源。到2050年，按我国（包括进口）所能提供的各种能源来看，再考虑到环境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我国人均能耗应控制在4.0～4.5吨标煤之内，比目前美国人均11吨和英、德、法人均6吨要少得多，各种能源消耗总量应限制在60亿～65亿吨标煤内。
从全国来看，应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提出与此相适应的、各阶层人民应努力遵循的、较节俭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消费模式，即树立一个样板，绝对不能把“胃口”吊得很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从各个角度，如税收、文化、道德、行为准则等方面加以提倡和引导，此外，在社会制度、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节能监测和节能合同服务等的建设方面也要加速进行，所有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带头做出榜样，切实贯彻落实这些方面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当然，这绝非易事，可能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但这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