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是新的、产品是新的、产业是绿色和可持续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增长点。”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生物质能源展示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针对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这样说到。

生物质能源具有多项优势
生物质能源是以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排泄物（或废弃物）等有机物为原料，经现代工艺和技术生产出来的油、气、电和固体能源产品，具有资源丰富、可再生、清洁环保、二氧化碳净排放、储存和运输便利等优点。

石元春院士说，生物质能把一些废弃的资源利用起来，而且可以吸收碳、捕捉碳和减碳，从而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他认为，未来5至10年内，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将实现“固、液、气生物质绿色能源”部分替代“煤、油、气化石能源”。
 

他说，生物质能具有不受区域限制的优势，比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更适合我国地广人多且分布不均衡的国情。我国能够形成风电场只有2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仅内蒙古就占了一半左右的资源，而太阳能利用则以青藏高原为最佳。根据实际情况看，我国东部、南部、中部都没有风能大规模运营的客观条件，而生物质能则可以在全国进行分散式布局。风能、太阳能的储能性也较差，供电不稳定。此外，生物质能可以与化石能源一样生产塑料和化工原料等物质性产品，这是其他能源都做不到的。

毋庸置疑，生物质能源具有很多优点。目前，生物质能源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能源和首屈一指的可再生能源，排位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目前世界各国都在争抢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美国把生物质能源视作降低进口石油依存度和振兴乡村经济的捷径，如今生物质能源在美国已经超过水电，成为第一大可再生能源，占美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以上；瑞典把生物质能源当作“告别石油”的主要依靠，生物燃气车已遍布全境，60%以上的供热依靠生物质燃料；巴西则成功地利用生物质能源弥补了石油缺乏的先天不足，2009年的甘蔗乙醇替代了56%的汽油。印度和生物质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也都纷纷制订了积极的战略和措施，加快推进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
中国生物质能源发展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工程院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咨询报告资料显示，中国生物质能源的资源量是水能的2倍和风能的3.5倍，且分布靠近东部沿海高能耗地区。近期，每年可开发的生物质能源约合12亿吨标准煤，约占中国每年能源总耗量的1／3。同时，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是有效利用各种有机废弃物（或排泄物）的理想方式。

生物质能源应用面临一些问题
尽管我国生物质能源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前景，但也应该看到，发展面临一些瓶颈问题，包括生物质资源不足、品质不佳、收集困难、难于转化。生物质催化与转化效率低下，过程能耗和水耗高。生物转化工艺难以低成本规模化放大，以及生物能源终端产品品质不佳、产品标准欠缺等。“十二五”期间生物质能源的任务是艰巨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2020年发展目标中，经统一换算为标煤后，生物质能、小水电、风电、太阳能和地热分别为299万、100万、21万、37万和12万吨标煤，分别占43%、33%、7%、13%和4%，体现了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的思想。但是“十一五”期间没有认真执行这一精神和完成生物质能源的2010年各项指标，加重了“十二五”期间的任务。
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与市场化竞争和运作尚存在较大的距离，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受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市场化。

发展需考虑多方面因素
针对竞争的问题，石元春给出几点建议：鉴于生物质原料的分散性，发展中小规模及分布式布局的加工厂，建议发挥民营中小企业的优势和给以足够的政策支持。大型央企拥有资金与技术优势，建议与国家绿色“三田”计划结合，总体规模与分布式布局相结合，原料生产与地方和农业部门结合。总结“十一五”期间生物质发电的成功经验和未能完成液体生物燃料的政策教训，在“十二五”期间放开政策，鼓励和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参与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发展。
他认为，“十二五”期间，生物质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成本，其次是标准，对于生物质成型燃料，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使之可以成为一种通用的燃料。发展生物质能源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技术、环保、能耗等多方面因素，稳步发展。另一方面，规划也很重要。根据区域总体规划及生物质能源资源分布特点，在资源评价和环境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生物质能源发展规划，从源头上避免恶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