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准确地说是临近“十一五”的末期，“十二五”能源规划起草者们的神经都绷了起来，他们开始拒绝外界的一切追问，声称“十二五”能源规划要等到明年两会才见分晓。
煤炭、电力、石油、新能源，每一个数据的变动都将迎来一场新的变革。于是，把这些细微的数字变化进行归类分析，便变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能够从中嗅到某种气息。
　　“真的要变革了。”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煤炭部副部长濮洪九说。
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5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可由2009年的70%以上下降为63%左右。这下降的7%由谁来补？且看下面的这组数据：
　　天然气将提高4.4%；
　　水电和核电提高1.5%；
　　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提高1.8%。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所说，中国过去的能源战略一直是关注如何供应能源，也就是常说的“以煤炭为基础、电力为核心”，现在能源战略转变为“以节能为第一”，处处彰显低碳的理念。
　　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这是“十二五”能源规划中一条再明确不过的主线，也是濮洪九口中的变革之处。但是，事情会像规划中提到的如此轻松和明朗吗？在《能源》杂志记者一系列的采访调查后发现，到“十二五”末很可能出现“想降的降不下去，想升的升不上来”的两难处境。
　　因为现实是，煤炭企业们“再造一个某某企业”的口号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大声喊出来了，新的规划岂不是在给他们泼冷水？按照国家能源局11月9日提出的“十二五”煤炭总量为38亿吨的规划，相当于下个五年每年只增加1亿吨的产量，相比“十五”、“十一五”的每年2亿吨的增速而言，足足降低了一倍。再者说，每年1亿吨的增量对一次能源储量占90%的中国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如果可再生能源这7%顶不上来，肯定还要煤炭继续放量。”无论是煤炭企业还是专家，都一致认为突破38亿吨产能几乎没有悬念，“愿望是好的，但是控制总量太难了，规划挡不住煤炭企业们的这股热情势头。”
　　而站在天平另一头，规划里要求提升的那部分却显然缺乏底气：“天然气提高4.4%，绝对做不到”。“水电的增量要到‘十三五’才能体现出来，‘十一五’期间国家停止了审批大型水电项目，即使现在批，也得经过七八年的建设周期才能体现出产能，所以，‘十二五’只能是给‘十三五’做嫁衣”……
　　说这些话的都是各个行业的权威专家。简简单单的几个数据，背后却有如此多的学问。当“十二五”遭遇两难，各相关利益方该何去何从？能源主管部门又在其中做着怎样的调节和平衡？此组封面文章，《能源》杂志试图厘清这些头绪，解读各利益相关方的热情或无奈的由来。
降得痛心
　　每个能源的五年规划，都会围绕煤炭的产能纠结。因为毕竟我国煤炭的储量占一次能源储量的90%，富煤少油缺气的现状不得不把煤炭推到风口浪尖。
　　2010年11月9日，这是一个令众多煤炭企业高兴不起来的日子。这一天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国家能源局提出，希望“十二五”煤炭产能控制在38亿吨，其中进口1亿吨。而今年煤炭的产能已经达到32亿吨，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的五年间国内只能增加5亿吨的产能，平均每年增加1亿吨。而与最有可比性的“十五”、“十一五”相比，煤炭的增速降低了一倍，前十年的增速平均为每年2亿吨。因此，对产能一直高居不下、又热情冲动的煤炭行业，这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国家开大会，各地开小会。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看到今年1—9月各煤炭企业和产煤大省的产量统计后，对记者说：“大同前9个月7400万吨，神华2.3亿吨，山西焦煤7400万吨，就这个势头，我看38亿挡不住。”
“保持原产量就这么困难吗？”记者问。
“如果我不增加，其他公司也要增加。并且已经箭在弦上了。”他嘴角抽动了一下。“谁都希望只有自己的公司增产。”他笑了，并重申了“只有”二字。
　　他说得很对，每家公司都希望自己增产。11月4日，山西潞安集团董事长任润厚早早地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待他的贵宾们，这一次，潞安把公司的“十二五”规划研讨会从山西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投资500亿元，建成亿吨级煤炭集团。通过对老矿数字化改造，续建7个矿井，新建12个矿井，对34个整合矿井进行现代化建设，打造2个5000万吨级矿区，3个1000万吨级矿区，实现总量翻番，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15260万吨。”个头不高，长着一张憨厚圆脸的任润厚底气十足。
最新的一则消息：在十三大煤炭基地的基础上又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列为第十四个。任润厚也未雨绸缪，带领潞安提前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前只有1000万吨的量，‘十二五’的目标是5000万吨”。
　　其实，不只是潞安，在此之前，大型煤炭企业个个信心满满。神华提出“五年再造一个神华”，中煤提出的“22255”规划也是要在未来五年把产量从当前的1.2亿吨提高到2亿吨，当前风头正劲的大同煤矿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也在朝着1亿吨目标前行，大有超亿、争第三的势头。于是，有专家计算，这四家的增量加在一起就已经能达到整个“十二五”的增量，而国内一共有10000家煤炭企业，如果上万家煤炭企业都如此雄心勃勃，产能岂有不超之理？
　　而且按照惯例，最终的产能总是超过规划，比如“十一五”，规划是24.5亿吨，但2010年将突破32亿吨，超8亿吨，幅度超过30%。这是否意味着“十二五”也要继续延续这个惯例？
煤炭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贺佑国是本次煤炭“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和意见汇总收集者之一，他对《能源》杂志记者说：“以前做规划，比如‘九五’、‘十五’，做完就放在那不管了，这一次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控制总量的决心很大，当然，难度也成正比。”
　　采访中得知，原本各家主要起草机构，比如中国工程院、煤炭工业协会信息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等，上报了几个不同的数据，38亿吨、40亿吨、42亿吨，但最终国家能源局选定了所有数据中最低的38亿吨，来维持其提出的煤炭占一次能源比重降7%的规划。
　　为什么要极力控制，除了有目共睹的减排压力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国煤炭利用效率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我们的燃烧效率比其他国家要低很多，我们的GDP占世界总量的7%，但消耗的能源却占世界的17%。增加效率比增加产能更有利。”濮洪九说。
　　其实，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某煤炭企业代表对《能源》杂志记者坦言，有时也是力不从心，因为能源的增长是跟随国民经济增长步伐的，两者的关系在我国是这样的比例结构：如果国民经济增长低于6%，能源消耗就可控制在3%，弹性系数是0.5，这是比较有利的发展模式；但是如果国民经济增长是6%—8%，弹性系数就是1，能源消耗也必须达到6%—8%；如果经济增长达到8%以上，甚至是超过10%，那弹性系数就大于1了，能源消耗会超过10%。而近几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迅猛，能源消耗的弹性系数均超过了1，而“十二五”能源规划是按照7%—8%的范围来制定的，一旦超过8%，那煤炭等能源的产量必须增加，这不是企业自身能阻止的。
据贺佑国介绍，按现在的发展势头，GDP的增长速度比实际发展应该会快2%。
　　这就意味着煤炭产量的增加势在必行。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鑫民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有同感，他说：“能源企业既是能源加工转化者，又是GDP的贡献者，我国一直在调能源结构，希望煤炭提高效率，但这并不是一个急刹车就能实现的，要慢慢提高，所以产能也要慢慢降比重。”
　　并且，也不能排除特殊情况，上述煤炭企业代表说，在2008年和2009年的冰雪灾害期间，国家领导人都亲自下矿井督战，以便增加煤炭产量应急，所以，很多时候企业对自身产量也不可控。
　　按照贺佑国的统计数据，2009年年底全国在籍煤矿年生产能力已达到32亿吨，而全国30万吨/年以上在建煤矿设计能力10.3亿吨/年，其中120万吨/年以上煤矿设计能力9.2亿吨，2009年试生产煤矿设计能力3.3亿吨，煤炭产量2.4亿吨，2010年具备投产条件的煤矿设计能力2.1亿吨，这样加起来就有42.3亿吨。按照目前煤矿建设周期，基本在“十二五”期间全部投产。这些在册的产能就已经比国产37亿吨（38亿吨减去1亿吨的进口）的规划超出了5亿吨。
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肯定地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十二五’煤炭实际产量要超过38亿吨的规划”。
升得费心
　　毋庸置疑，规划总是希望做到最好。降低煤炭的比重，增加水电、天然气、新能源的比重，如此才能体现低碳的主旋律。
　　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工作将逐步推进，预计到2015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4.4%，水电和核电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5%左右，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1.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1%以上。
　　可以看出，充当先锋的是天然气。国家重视天然气本是好消息，但是太过于重视，天然气就显得无福消受了。
　“提高4.4%，现在是3.9%，那就是说2015年要达到8.3%，这不可能实现。”在金银岛和普氏能源主办的“2010中国石油、塑化行业年会”上杨建红说，“这8.3%的数字背后是什么？相当于全国32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将有95%的用户用上天然气，600多个其他的城市60%—75%的居民用上天然气。”
　　杨建红供职于中石油集团旗下的油气管道工程规划研究所，任副所长，做了近20年的天然气研究工作。一直鼓吹天然气应该大发展的杨建红，面对国家的新规划却显得很焦虑，他认为“十二五”期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应该在6%—7%，而非规划中的8.3%。
　　对此，杨建红详细地算了一笔账：常规天然气方面，预计2015年全国天然气产量超过1300亿立方；非常规天然气大约100亿立方；煤制天然气规模将超过100亿立方；进口LNG量超过2400万吨，折合天然气320—400亿立方；进口管道天然气达400—500亿立方。
　　中石油是国内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杨建红在做中石油的天然气规划同时，也必须对国内市场全盘跟踪。以上合计，到2015年，天然气总供应能力应该能达到2220—2400亿立方。而这个数据折合成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就是6%—7%。如果按照杨建红的预测，那天然气将有1.3%-2.3%是提升不上去的。
　　然而，天然气又确实是一种实现低碳经济的现实能源。杨建红说，天然气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它是一种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向的过渡能源，它属于化石能源的范畴，却又是清洁能源。
　　普氏能源测算，从2004年到2009年每年天然气的增量接近100亿立方，2009年全国天然气产量是830亿立方，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这个增速将增加一倍，即每年达到200亿立方。
除了天然气，大幅提高比重的还有水电和非水可再生能源。
　　就水电而言，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水电都在朝着2020年的目标努力，由于‘十一五’期间暂停大型水电项目审批，而水电项目又有七八年的建设周期，即使‘十二五’要开工建设的话，产能也要在‘十三五’才能释放出来。”
　　由此可见，“十二五”期间水电比重的提高并非一帆风顺。
　　张博庭介绍，按照规划，到2015年，常规水电装机规模需要达到2.7亿千瓦时。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水电的新开工量预计要达到接近1亿千瓦，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而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水电开发已经大幅滞后于规划的目标。“十一五”期间原本规划水电开工量约为7000万千瓦，结果实际开工量只有2000多万千瓦，只有规划量的20%—30%，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水电项目的核准量和开工量都需要大幅提升，但产能的释放变得困难重重。
　　黄河中上游的开发也在“十二五”规划之列，记者曾走访过这条流域。依稀记得黄河水电工程建设分公司移民环保办公室主任黄应胤诉说，“做一个水电站太难了，原本几个月的移民工程要几年来完成，一个水电项目的审批手续高达70余项。”
　　在国电大渡河公司，上述一幕又在重演。鱼类增殖站站长捞起一条虹鳟鱼说：“都说我们水电站影响了鱼类回游，我们每年都往上游放30万条鱼苗。”他们对国家停止审批水电站项目的这个理由很不满意。
　　在金沙江，去年华能和华电的两个项目同时被叫停，曾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理由依旧是环评。还有澜沧江，一直大喊冤枉的华能公司这几天可以舒一口气了，柬埔寨首相洪森近日表示，湄公河（澜沧江下游）水位高低是由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不规律降雨所致，与中国建设水电大坝有关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见，各方对水电站的看法有所改观，但是建设周期后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要取决于国外对中国碳减排的压力大小，压力大，国家就会加速发展水电，很多已经叫停的项目相继开工将迅速增加一批产能。”张博庭说。
　　对于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的增量问题，一直致力于能源大宗商品交易的金银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黄海新认为：“非水可再生能源是当前备受关注的一个行业，也是国家力推的，所以1.8%的增量虽然对其自身来说产量翻三倍看似很难完成，但对于风电这些爆发式增长的行业，却不会像水电和天然气这样难实现。”
　　金风科技战略和规划总监周彤接受《能源》杂志记者专访时也表示：“风电的产能将大幅释放。”但是，并网和消纳等问题也制约着新能源的发展，现在3000万千瓦的风电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弃风和无法消纳的困局，如若按照“十二五”的预期提高到9000万千瓦，而电网、储能等规划又无法实现与增量同步，那后果也很难预料。
争得纠结
　　一边规划要降，却降不下来；另一边规划要升，却升不上去。
　　只能讨论，无休止的讨论。
　　稍作注意可以发现，企业的角色很微妙，他们极力希望增加自己的产量，却又要试图压抑内心的渴望。某企业代表几乎是用半开玩笑地口吻说：“各位领导，给我们多定一些产量吧。”
　“你们已经够高了，每家都来提，我们总量就控制不住了。你们要带头压低产量。”领导的回答也颇具外交辞令。
　“控制产量，应该去控制那些安全没有保障的小企业，对于自动化程度和效率很高的大企业就不应该限制。而且我们这几年增长比较快，是因为收购了一些新矿区，产能势必会增加，并非老矿区的增产。”这位企业代表也振振有词，甚至有点委屈。
　　于是乎，领导又开始安抚：“你们确实是在做贡献，但是……”显然，听到转折词的那一刻起，这位企业领导就知道又被驳回了，“但是”后面的话可听可不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墙上悬挂的那条写着“煤炭‘十二五’规划研讨会”的条幅，就像一个想吃雪糕的孩子，家长安慰说今天天冷，明天再买，然后明日复明日。
　　这种中国式的讨价还价也不是第一次，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时间，各起草者的会议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在一次会议上，我敲打了几家煤炭企业，因为控制产量就必须从大公司开始，但看到他们的热情，又让人不忍心泼冷水。”濮洪九说。
　　大企业有大企业的理由，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解释。“我参加了很多关于‘十二五’研讨的会，企业发展规划都很宏伟，产量都要翻番。从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煤炭企业，都基本上延续了近年来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的惯性思维，规划产量是大幅增长态势，煤炭总量控制难度将越来越大。本来现在只能出5000万吨，企业就敢提出‘十二五’出1亿吨，出1亿吨的企业就敢提出2亿吨。”濮洪九表示很无奈。
　　除了企业的争论，还有地方政府来凑热闹。国家的“十二五”能源规划还没出炉，各省市的规划已经相继张贴。“如果各省市的规划相叠加，全国煤炭42亿吨远远打不住。”姜鑫民说。并且，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企业的产能都是省长给定的，省长说要翻番，我们就必须完成任务。”前面提到的那位煤炭企业代表坦言，这个“任务”也带有政治的色彩。
　　煤炭的争论已经让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新能源的加入，起草者们称每场讨论都是各说各的，但达成协议却很难，“风电一直在喊大发展，但是制约条件那么多，怎么跟煤炭来争？”
新能源企业认为煤炭产能的高居不下，是与低碳的发展模式相冲突的。煤炭企业又提出当前的国情下，煤炭必须大发展才能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新能源的作用有限。
　　煤炭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煤炭行业与新能源行业之间，相互质疑声四起。如果这个能源规划的天平上装满了所有的利益群体，那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好比是砝码，必须左右调和。
　　一位在做关于国家规划跟踪研究的业内人士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某项规划的产能有一个区间，国家的规划一定是选取低的数值。她分析说，因为国家不希望某个行业过热，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是调节的作用，体现宏观，以风电为例，不是说9000万千瓦的规划不容动摇，可能他们期待的产能会更高。但是又怕过热，因为一个产业冒进的时候，就会对另一个产业带来压力，比如风电冒进了，对电网就有压力。这些都是国家不想看到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要注意抓好综合协调平衡，国家应该有个总量控制，控制开发的速度。”濮洪九说，“企业报上的数据由省里、市里来批准，但是地方政府往往都鼓励企业多报，怎么办？必须从国家的层面来控制。控制开发的强度和秩序。每年建设多少，投产多少，该有规划，重点是调控。”
　　但是，国家又如何去控制企业的增量？对此，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顾问乌荣康提出，应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把这个战略规划上升到法律层面，现在国务院应该给予“十二五”规划以法律效应，就有法律依据了。只是制度，并没有法律效力，执行起来会很难。”